有人请我写一篇关于第二受害者综合症 (Second Victim Syndrome, SVS) 的文章，因为他们认为我可能是该领域的专家。我有言在先，我不会自诩为 SVS 领域的专家。我可以讲，我是一名从业 20 多年的麻醉医师，在此期间，我确信我在多个场合经历过 SVS。而且，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我还被派到手术室值班照顾拉斯维加斯大规模伤亡事件¹的 200 多名受害者，几个小时后，他们被送到创伤中心急诊室。在处理这一经验和分享从中吸取的教训时，我明白了许多与患者相关的不良事件并没有在事件结束时而终止。这就是我对 SVS 的学术介绍。我和我丈夫（Nicholas Fiore Jr.，医学博士，儿科外科医生）就我们的经验举办了多次讲座，如果没有关于 SVS 的讨论，我们的讲座是不完整的。这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每当我讲述我的故事时，它所产生的焦虑都会被一场情感和心理角逐后的治愈感所取代。

术语第二受害者综合征是 Albert Wu 在 2000 年创立的，并由 Scott 等在 2009 年进行了提炼²，以描述其患者遭受意外不良事件、医疗差错或照护相关性损害（即“第一受害者”）的医务人员的情感状态。第二受害者是医护人员，他们卷入了意外的不良患者事件、医疗差错和/或与患者相关的伤害，并因此事件而遭受精神创伤。这些人经常觉得自己要对患者的结果负责。许多人觉得自己辜负了患者，并开始怀疑自己的临床技能和知识基础。SVS 一词已在国际上得到医护人员、管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认可，因为它令人难忘，并引起一种紧迫感。简单地说，在发生通常伴随有负面结果的压力事件以后出现的心理创伤会催生第二受害者，即医护人员。研究表明，将近 80% 的医护人员在其职业生涯中至少经历过一次重大不良事件，并在心理上受到影响。³ 据估计，每 7 名住院患者中就有 1 人会发生患者安全事件 (Patient Safety Incident, PSI)。⁴ 甚至在医护人员介入之前发生的系统故障也可能会导致医疗差错和不可预见的结果。由于 PSI 可以在极近于侥幸脱险到永久性伤害或死亡之间变动，因此，医院系统越来越意识到它们在提供机构支持系统中的作用。无论是系统性错误，还是与医务人员有关的错误，我们都对结果负有责任。PSI 中所涉及的医护人员患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的几率会增加。⁴

关于 SVS，我们知道些什么？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是极其常见的。据估计，在经历创伤的医务人员中，其发病率为10.4–43.3%。⁵ 我们每个人都会表达自己的反应。这些反应可能是情感方面的、认知方面的和行为方面的。我们的应对策略会影响到我们的患者、其他的医务人员、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自己。一些医务人员可能觉得不值得被贴上第二受害者的标签。10 月 1 日晚上，我们的一名 PICU 护士觉得她对 200 多名患者的照护毫无贡献。她站在从急诊科 (Emergency Department, ED) 到手术室 (Operation Room, OR) 的一扇双开门前，不停地敲击门板（这扇门打开后护理人员可以来回走动）。我告诉她，为了照顾患者，我亲自在走廊里来回跑了一百多趟，从来没有等过开门，因为她在那里。那天晚上，她和我们一样，都经历了情感创伤。

我们如何应对 SVS？我们的心理健康和我们如何应对情感压力是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一面。我们以自己的节奏处理、理解、应对创伤，并在经历创伤后走出另一个世界。如果我们不能识别 SVS 的征兆并学会如何应对，我们可能最终会出现身体症状，包括胸痛、头痛、注意力不集中、高度警觉或出汗，等等。⁶ 帮助重建或保持个人体力和健康的应对机制包括：

• 回到日常活动中，包括锻炼、阅读、社交、写日记或发现个人最好的东西。
• 与能够提供安慰的家庭成员互动。
• 学会处理情绪并理解经历。
• 寻求并接受朋友和同事的帮助。
• 最重要的是，知道何时寻求专业帮助。

你可能需要寻求专业帮助以走出 SVS 阴影的信号可能来自所经历的、唤起痛苦情绪和干扰日常生活的梦境和想法。其他人可能会注意到你行为上的巨大变化，并试图帮助你。如果你有伤害自己的想法，在治疗过程中寻求专业帮助和指导是必须的。你的应对能力可能会受到你当前的个人环境、过去的经历、以及你的核心价值观和信念的影响。与所爱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个人的自我照顾和自爱也是至关重要的。

干预可以帮助指导你走出你的经历，帮助你处理你的情绪。

与应对同样重要的是韧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成熟，人会学会坚韧不拔。这就需要掌握抵御创伤事件的工具，并学会从困境中迅速解脱出来。认识到强大支持网络的重要性将有助于对抗共同反应。我们可能会经历身心疲惫，可能会感到眩晕、麻木、悲伤、无助和焦虑。当第二受害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段经历时，这些感觉会螺旋式下降。如果不进行干预，长期后遗症可能演变成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自杀念头和/或酒精或药物滥用。

我相信，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我们都有过多次产生 SVS 的经历，有些比其他经历还要可怕。任何时候，当我们感到对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不良事件或临床错误负有责任时，它都会影响我们。怎么能不会呢？同情心和帮助他人的愿望是医护人员的核心，这使我们容易成为第二受害者。例如，当你的同伴打电话给你，告诉你患者的紧张经历导致了不好的结果，不管患者是否受到伤害，他们难道不仅仅只是表达了自己作为第二受害者的感受吗？当一些负面的事情发生时，简单到仅仅是遗漏了一次静脉注射或更严重的事情，比如遗漏了一次急性心肌梗死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我们首先评判自己并感到有责任。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倾尽全力”，结果却不如你希望的那样好。如果这种经历没有被我们的个人保护机制及时处理，我们可能会开始经历怀疑、焦虑、抑郁、焦躁，甚至否认和害怕重犯同样的错误。无论患者的病程最终是延长住院时间，还是发生医疗事故，我们都要努力坚持下去。一个连投不中的篮球得分后卫可能会继续要球，相信他的下一次投篮一定会进。我们通常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相反，我们想知道是否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会问它是否会过去，我们的声誉是否会受到不可逆转的影响？这一切怎么能不导致可怕的职业倦怠综合征呢？在医学的早期阶段，我们被教导要区分我们的感情。继续前进。接受结果。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复。不要让它进入你的头脑。当涉及到个人的家庭成员时，家人和朋友可能会认为这种行为看起来很严厉，没有同情心，或者是坚忍克己。

许多人对于我们对 SVS 的理解和治疗做出了贡献。这其中包括 Kathy Platoni，她是心理医生，专门研究 PTSD 和战争创伤的治疗。⁷ 在她作为美国陆军心理治疗专家的职业生涯中，无论是在现役还是预备役状态，她都开发了应对战斗压力控制的项目，并强调了任务汇报和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作为胡德堡大屠杀的幸存者，她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吸取教训，她的名言“Trauma is so very unforgettable （创伤是如此令人难忘）”经常被引用。⁷ 她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倡导者，宣称大规模枪击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

SVS 领域内的另一位领导者 Barbara Van Dahlen 在 2006 年创建了 giveanhour，为现役、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军人提供免费的心理健康治疗。他们的使命是建立全国性的志愿者网络，能够帮助那些在我们社会中出现的、患有急性和慢性创伤应激相关疾病的患者。最近，giveanhour 与 #FirstRespondersFirst 一起合作，以便在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疫情期间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他们的活动说明，SVS 并不总是与暴力事件直接相关。例如，一个计划好的困难气道在你寻求帮助时演变成了一个长时间的困难插管，这可能会让你质疑自己的技能、决定、情况，甚至可能是你自己。在我写这篇评论的时候，我有一名住院医生遗漏了给一个 18 个月大孩子的两次静脉注射。事后，她表达了她对这种情况的感觉有多可怕，她伤害了孩子。她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认为自己还不够好，不能从事儿科麻醉。我们坐下来谈了谈，回顾了一天中遇到的困难和取得的成功。我向她保证，通过时间、训练和奉献，她一定能克服这一障碍。

从 SVS 中恢复的阶段描述得很好，就像对死亡或损失的 Kubler-Ross 反应阶段一样。⁸最初，第二受害者有混乱和事故反应的感觉 – 事件引发的最初失控。理想情况下，将由帮助提供持续照护和防止额外伤害的同事来限制不良事件的负面影响。第二受害者会在脑海中浮现事件，可能会由于侵入性反射而难以集中注意力。同样，在受害者努力恢复个人品格时，同行扮演着重要的支持角色。然而，这并不是结束，因为随之而来的是询问和调查，还可能会导致法律诉讼。当一个人经历这一阶段时，有必要接受情感急救和寻求同行或专业支持。最后，第二受害者有希望继续前行，并恢复健康。不幸的是，一些医生由于他们的创伤经历，限制了他们的工作，甚至离开了临床工作。

在 10 月 1 日拉斯维加斯大规模伤亡事件一周年之际，我们医院为幸存者和护理人员设立了午餐纪念活动，这是一场周年守夜活动，为彼此提供安慰，并在我们共同经历的难以言喻的恐怖中寻找生命的意义。这样的事件是一个永远休止的循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 但我们将团结在一起，因为我们明白，我们和生活都必须继续。我们哭到笑为止。我们讲故事，拍照片，庆祝生命的诞生和逝去。最后，我们一起走出会议厅的大门，身上带着那段经历和我们会继续前进的信念。

作为麻醉专业人员，我们每天都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患者需求、工作需求、家庭需求，以及来自我们患者和医院系统的“满意度评分”，不断地压在我们身上。在当今这个快节奏世界里，人们可以从互联网上即时获取信息，对糟糕的医疗结果是无法容忍的。患者到医院时通常带着他们自己的 WebMD 诊断结果、治疗计划和他们预期能够顺利实现的预后。这使得我们的临床工作处于越来越多的监督之下。在其他职业中，人们更容易接受错误，有时甚至能预料到错误。我们把车送去维修，当“维修灯”再次亮起时，我们又不得不在一个星期内重新返回汽车修理厂，这种事情有多少次呢？我们接受这一点，我们告诉自己这不是一个意外结果，我们只能处理它。在医学上，“维修灯”的重现无疑是不可接受的。每小时、每一天、每个月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要求和期望会让我们精疲力竭。医疗照护领域内的职业倦怠发生率高于任何其他行业。我们的个人期望每天都在推动我们前进。但究竟能走多远？什么时候我们的安全和患者的安全会受到危害？管理我们自己和他人的 SVS 是专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认识到原因，并教会自己如何减轻影响。

 

Stephanie Lynne Davidson（整形外科博士、美国麻醉医师协会会员）是 HCA/Mt View/Sunrise Health GME 公司的核心职员，同时也是 HCA/Mt View/Sunrise Health GME 公司质量/患者安全总监、Summerlin 医院（内华达州阿斯维加斯）麻醉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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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没有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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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Woods A. “Is this real?’: Seven hours of chaos, bravery at Las Vegas hospital after mass shooting”. The Arizona Republic. November 11, 2017.
2. Scott SD, Hirschinger LE, Cox KR, et al.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covery for the healthcare provider ‘second victim’ after adverse patients events. Qual Saf Health Care. 2009 5:325–530.
3. Vanhaecht, K, Sevs, D, Schouten L, et al. Duration of second victim symptoms in the aftermath of patient safety incident and association with the level of patient harm: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 BMJ Open. 2019,9:e029923.
4. Wu, AW, Shapiro, J, Harrison R, et al. The impact of adverse events on clinicians: what’s in a name? J Patient Saf. 2020 16:65–72.
5. Seys D, Wu AW, Van Gerven E, et al.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s second victims after adverse ev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Eval Health Prof. 2013:36:135–162.
6. Karydes, H. Second Victim Syndrome: a doctor’s hidden struggle. Physician, May, 2019.
7. Platoni, K. Personal bio. Google. 2021. www.drplatoni.com Accessed May 19, 2021.
8. Scott, S. The second victim phenomenon: a harsh reality of heath care professions. https://psnet.ahrq.gov/perspective/second-victim-phenomenon-harsh-reality-health-care-professions. Accessed May19,2021.